日前，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允许后者探索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尤其在社会组织登记改革中，赋予深圳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权限。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此次改革将彻底打破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的体制障碍，解决社会组织难以找到合适的主管部门的制度问题。可以预见，深圳社会组织将会有一个量的激增。”他还表示，深圳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毋庸置疑，这一改革的积极推进值得期待，因为我国社会组织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显得有些与时代脱节，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在我国处于边缘地带，但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们目睹了大量NGO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努力。它们替政府分忧解难，为百姓劳神费力，可谓殚精竭虑、贡献甚巨。人们越来越熟悉NGO的角色，越来越期待NGO的参与，希望它们在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十年的改革见证了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但社会领域的发展步履迟缓，尤其是从制度变革的意义上讲。比如，一个人想要注册登记一个公司已算比较容易，但要注册登记一个NGO却困难重重，因为这需要找个工商领域已经不存在的“婆婆”——业务主管单位，并获得其审查同意。这对于那些人少摊小且活动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组织来说，谈何容易？由于不能找到为自己“保驾护航”的“婆婆”，大量的草根组织要么注册登记为公司或者企业，要么不明不白地存在着。然而，一旦选择了工商登记注册，这些草根组织就不得不像企业一样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而这对于资金来源本来就极为困难的NGO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就这样，草根组织在夹缝中生存，处境十分艰难。
一方面，民众和社会对于草根组织提供的服务有着急切的需求，另一方面，草根组织的有关政策和法律使他们地位尴尬，难以成长起来。该如何走出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深圳的民政制度改革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其实，在社会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深圳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比如，深圳在全国最早彻底实现行业协会、商会民间化，从2006年3月起，深圳市各职能部门不再担任行业协会、商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如果未来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能够在深圳顺利推进的话，可以想象，那里的N GO和草根组织将会名正言顺地茁壮成长，积极地为民众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无疑，这种社会体制的改革将会再次发挥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让民间的活力和能量充分得到释放，大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前，不少人误以为政府可以包办各种事情，误以为政府可以承担一切。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管得少的政府才可能是管得好的政府，更多的服务可以交由社会组织提供。很多社会组织具有灵活性、草根性等特点，贴近普通的民众，了解他们的诉求，懂得他们的需要，可以更快捷更有效地提供各种服务。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繁荣稳定，并非源于其政府的强大有力，而是源于其公民社会的兴旺昌盛，源于其民间组织的蓬勃生机。一个到过那些国家的人，会惊叹于那里五花八门、无所不在的民间组织，什么“动物保护协会”、“流浪者救助协会”、“维护和平基金会”、“私立教育研究会”等，简直应有尽有。在那里，很多民众在遇到问题或者麻烦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寻找适当的民间组织，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就干脆自己成立一个，自行解决问题。当然，那里的民间组织设立十分简便，往往只需要备案即可，根本没有什么门槛或者要求。这种制度设计的理念是，民间组织是政府的朋友和伙伴，而非麻烦制造者。
在很大程度上讲，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者的共同作用和努力。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警察、司法等事关正义的公共物品，市场的主要任务是满足私人的需要和欲求，而社会的主要职能则是提供政府和市场难以胜任或者忽略的服务。在当下的中国，人们渴望公民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要求良好的民间组织制度环境。期待深圳的民政改革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在全国推广其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