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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灾后重建的长效良方

 

   “汶川地震已过去两年,两年来在中国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在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下,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将会如期实现。”5月28~29日,由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以及国际美慈组织联合举办的“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结合”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灾后重建办主任王国良这样指出。
  2008年9月,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指导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编制实施了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并分三批开展了100个贫困村试点。截至2009年底,由扶贫部门负责的4834个贫困村已有4056个村启动了灾后恢复重建,占规划总数84%。经过两年努力,灾区目前“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群众”,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据悉,本次研讨会旨在全面总结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恢复重建经验,积极探索灾区生计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初步总结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途径,促进灾区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
  灾后重建与长期扶贫开发相结合
  “由于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条件落后的地区,自然灾害已经成为中国贫困地区越来越突出的致贫因素,也是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副主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博士说。据统计,自然灾害在贫困地区的发生比例是一般地区的5倍,在汶川地震灾区51个贫困受灾县中,有4834个贫困村灾前的贫困人口达到12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0%。去年年底至今发生大面积灾害的西南部分地区、青海地震灾区也都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地区,这都凸现了灾害对贫困的影响,也凸现了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重要性。
  黄承伟认为,目前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正从早期恢复向长期重建与可持续发展阶段转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为了促进灾后贫困村长期重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同时,编制和实施灾后特殊片区扶贫规划,有效缓解贫困户的债务,促进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提高社会发展政策的益贫效果,建立特殊援助机制,培育增收特色产业,着力提高社区、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等,这都需要各方的长期共同努力。
  中央政策研究室处长丁国文认为,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一体化拓展了扶贫开发的内涵。他说:“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要做到三个有机结合。第一是理念的结合。开发式扶贫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理念和经验,灾后重建就是力求长远的生计发展需要,这些都是高度一致的。第二是规划的有机结合。规划可以统领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第三是政策措施的有机结合。比如说整村推进,如何与教育、医疗等相结合,如何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
  国际合作推动扶贫政策与实践创新
  “国际合作不仅可以为穷人和灾区提供更多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先进理念和方法引入贫困地区,推进扶贫政策与实践的创新。”王国良会上指出。
  据了解,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中国四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提高了我国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和实施工作的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利用其资源和专业技能,积极影响和改善我国政府地震后恢复和重建计划的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国别主任那华说,灾后恢复重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帮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中国在全球减贫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要共享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将有助于我们在全球更好地减贫防灾。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是国务院扶贫办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贫困监测等领域有过良好合作。该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斯嘉丽博士在研讨会上说:“我们看到,四川地震灾区很多基础设施恢复到比震前还要好的水平。我们与国务院扶贫办有长达3年的合作,在致力于提高灾区脱贫的同时,帮助灾区农民具备长远发展能力。”
  灾区生计恢复重建需要长期关照
  研讨会上,与会官员及专家学者认为,目前灾区贫困村的早期灾后恢复重建已基本完成,现已转入长期的生计重建和扶贫开发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提供了一组数据:“5·12”汶川大地震严重破坏了灾区生计,每个贫困村平均损失和占用耕地106亩,占总耕地的7.4%,极重灾区每个贫困村损失和占用耕地25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9.5%。贫困村50%以上的房屋倒塌和严重损毁,极重灾区各类房屋的损毁比例在80%以上。每个农户平均总财产损失为1.8万元,占震前总财产的42%,极重灾区农户的平均财产损失3.9万元,占震前总财产的67%。
  贫困村灾后重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住房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极重灾区许多农户的住房质量大大超过震前水平。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许多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在住房重建中负债较多。在负债增加的同时,收入增加却不容易,耕地和园地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源的恢复在一些极重灾区还远未完成,一些农户对外出就业的信心不足。汪三贵说:“灾区需要更加平衡的灾后重建政策,重视生计和长远的发展,提高灾后重建资金的使用效率。”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迈克乐·邓福德说,世界各地经验表明,灾后一般会有一个快速反应和紧急救援阶段,但在此后重建的三五年时间经常容易被人遗忘,而这恰好是帮助当地农民减贫、提高灾民生计的重要阶段。前欧盟社会政策司司长格雷汉姆·米道斯说,在过去两年间,汶川地震灾区香烟和白酒的消费增长了,当地农民借此来释放痛苦和压力。“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农民,而是精神饱受地震创伤的农民。”他认为,要帮助这些农民恢复生计和长远发展、调动他们参与其中的主体意识,可能需要比三五年甚至十年更长的时间。
  曾调研过四川北川县、青川县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情况的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处长刘小林,用实地调查佐证了灾区主要存在的困难。即失地农民安置和生计发展困难;农民建房负债过重,条件好、有技能的农户依靠外出务工收入可在3年内还完借款,条件差的农户要在5~8年内才能还清借款;对口援建不负责村内基础设施重建;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缺口较大。他建议,一是争取国家对因灾失地农民耕地复垦上的专项投入,帮助贫困村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农村旅游、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规划,以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二是制定贫困村灾后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争取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更大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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